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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13/2026

陈诚四大昏招，导致国民党东北全面溃败

先说结论：国民党在东北战场上的形势逆转，核心原因确实在于陈诚接替杜聿明后，将一手相对扎实的系统彻底重装为一套看似“雷厉风行”、实则脱离实际、激化矛盾的系统。我们可以把这段历史分为三个阶段来拆解：杜聿明的“奠基与瓶颈”、陈诚的“败家式改革”，以及最终的崩盘。 一、 1946 年：杜聿明为何能“高歌猛进”？ 1946 年的东北，国民党军确实占据绝对优势： 军事优势：杜聿明麾下全是远征军美械精锐（新一军、新六军等），装备精良，火力猛，士气高。而此时的东北民主联军（林彪部）刚从各地抽组，装备差，缺乏大兵团作战经验，且没有稳固的后方。 战略主动：杜聿明利用“停战令”的时间差，采取“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策略，集中优势兵力逐个击破。四平之战后，杜聿明将林彪主力一路追过松花江，占领了长春、吉林等大部分大城市和主要铁路线。 阶段性胜利：到 1946 年底，国民党在东北占据了 90% 以上的大城市和主要交通线，林彪部退守北满（松花江以北），南满仅剩临江等四县“钉子户”。 但此时，杜聿明已经看到了隐患：他的兵力被分散在漫长的铁路线上（“一字长蛇阵”），无法形成有效的机动兵团；且他本人因重病（肾结核）在 1947 年初被迫离开东北休养。此时的东北是“表面风光，内里空虚”。 二、 陈诚的“昏招”：如何将优势转化为崩溃 1947 年 7 月，蒋介石撤掉重病的杜聿明，派“总参谋长”陈诚以“东北行辕主任”身份坐镇东北。陈诚带着“救火队长”的雄心，但他的一系列操作，直接导致了国民党在东北的根基动摇。 昏招一：清洗异己，整军变成“驱赶良将” 陈诚此人权力欲极强且刚愎自用，他视东北为“私有领地”，容不下杜聿明的旧部。 逼走老将：他公然宣称“杀陈诚者，陈诚也”，把东北保安司令部的班底全部撤换。杜聿明的得力干将——孙立人被调离东北；廖耀湘虽然留下，但心灰意冷；甚至陈明仁在四平保卫战中血战立功，却因被陈诚诬告“纵兵抢粮”而被撤职查办。 后果：陈诚把一支有战场默契的指挥团队拆得七零八落。他将嫡系（如土木系）安插进来，导致东北国军内部派系林立，将帅离心。杜聿明苦心经营的“山头”被铲平，换成了一群只会唯唯诺诺却不懂东北战场的亲信。 昏招二：盲目扩军，搞“短期集训”注水兵 杜聿明时代，东北国军虽然兵力不足，但核心部队是久经战阵的老兵。陈诚到了之后，为了向蒋介石报功，显示“兵力大增”，在短短几个月内将部队从约 30 万“扩编”到 50 余万。 做法：他将地方保安团、伪满散兵游勇甚至地痞流氓编入正规军，成立新三军、新五军、新七军等。 后果...

先说结论：国民党在东北战场上的形势逆转，核心原因确实在于陈诚接替杜聿明后，将一手相对扎实的系统彻底重装为一套看似“雷厉风行”、实则脱离实际、激化矛盾的系统。我们可以把这段历史分为三个阶段来拆解：杜聿明...

05/10/2026

高尔泰:

一九九五年，我和小雨从纽约上州的鹿野苑，搬到新泽西南部的海洋郡杉谷湖，一个风景如画的蓝领社区。和当时在普林斯顿中国学社的阮铭，苏绍智，意外成了邻居。我和他们，在国内社会地位悬殊，素昧平生。出来后也处境不同，势隔云泥。萍水他乡，也是偶然。 阮铭其人，形象文质彬彬，风度谦谦君子，但是性格火爆。好斗无忌惮，得理不让人。在中国学社拍着桌子大骂社长之类的事，广为流传。在杉谷湖住的日子，他两次被美国警察以开车违规罚款，两次把警察告上法庭。两次案情，完全相同。一次赢了，一次败诉。赢了的那次是在华盛顿DC，毕竟首府，法制相对较真。输了的那次是在新泽西，警察若要谋私，空间比首府多些。我和小雨，也曾遭遇。明明是黄灯出线，一辆警车闪灯追来，逼停街边。胖胖的非裔女警官从容走来，微笑着说：下午好！你们闯红灯了。小雨说的“no”，她没回应，开了罚单，递过来说，不服可以上告，就走了。 我们没告，按照罚单上的地址，如数付了罚款。英语不好，没证据，没证人，咋告？即使告赢了，也是所得不偿劳。不，不是所得不偿劳，而是根本无所得。不过是出了口鸟气而已。阮铭说，“出了这口气，就什么都值了”。语有奇气，我欣赏。但是他第二次告警察，没告赢，还被加倍记点加倍罚款惩处，不知道法官是偏听偏信还是警察同谋，总之他更冤了，气更大了。我问这口大气咋出？他说，“你们见过这里的警察局么？那楼可是气派呀！单凭财政拨款，根本造不起！哪来的钱？就这么来的！你越省事，他越胆大。”我说你不省事，捞了个啥？他说，“捞了个安心，我做了该做的事。”虽然答非所问，依然语有奇气。该不该在于知，做不做在于行，该做而不做，知行不合一，就不能安心。这一点更难得。起码胜似当时许多无从操作的豪言壮语，更胜似我辈逆来顺受的平庸之恶。 那几年，原中宣部理论处处长李洪林一家，也在美国。住新英格兰地区，不算太远，时或走动。李作古体诗《赠阮铭》一首，毛笔大字书写，托裱装框以赠。诗云： 一枝独秀领群芳 有笔如椽谱新章 无奈庙堂尊瓦釜 遂使黄钟落异乡 同情安慰之中，也透着一丝自矜自怜，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悲凉。阮铭喜欢，挂在客厅，很雅致也很壮观。问我怎么样，我说不错，装裱得也好。他说，装裱是李夫人张茂英做的，她原在历史博物馆裱画，这方面很内行。来了想开个裱画铺，没生意开不成。毕竟，文化环境不同了。那时候，谁也没有想到，可能李洪林先生自己也没有想到，他们后来会又回到，那片当初决意离开的土地。 阮铭的处境，比他们好些。他六四以前受邀到美国开会，六四以后没再回去。在美国颇受欢迎，到哪里都是“应邀”。在海外华人的“民运”圈中，可算是被羡慕和受非议最多的人。历史旧账，八卦绯闻，都有人炒。也不是毫无根据：文革前反右打手，文革中毛泽东亲信，文革后胡耀邦幕僚。到台湾教书，又得李登辉、陈水扁信任，官至总统府资政，国策顾问。他的老朋友，一位有“通天”渠道，仇视西方而持美国绿卡，同时享受中国退休金美国社安金，来去自由还敢于和中宣部长邓力群吵架的牛人，在他去了台湾以后，写信骂他“五姓家奴”。 我在阮铭家，见过他的这位朋友。沟通无碍，后来也成了朋友。他叫李春光，前中央音乐学院音乐理论教授。爱读书，审美感觉敏锐，记忆力特好，碰巧读过一些我八十年代的东西，说起来还能引用几句。文革中冒犯江青挨整，文革后来到美国，一度做了中共大外宣《侨报》的主笔。“六四” 后淡出政治，在堪萨斯州的华盛本大学隐姓埋名。虽然金盆洗手，但仍心系党国。读了《今天》杂志上连载的《寻找家园》，建议做些修改。所提意见很左，我拒绝接受。他表示遗憾，但依然哥们。此书初版时，不嫌异议离谱，还为了封面的装帧设计和花城主编没完。知道我们不宽裕，两次促成我到他所在的学校办画展和讲课。劝我应邀，说是“不无小补”。利益很实际，我受之，无以为报，说来惭愧。 我和他接触虽多，不谈政治。这方面没有共同语言，要谈也无从谈起。作为炎黄子孙、龙的和党的传人，他那种家国情怀，可以理解。但是，他知道他的那个家国没有未来，他无从砥柱中流，更不能挽狂澜于既倒。于是就顺势躺平，玩世不恭起来。就观点而言，给贴上极端民族主义和极端爱国主义的标签，也许合适。但又似乎不妥：对于他，那不是观点，更不是主义，只是一种乡愁，一团情愫。无关价值取向，因此也没有正负对错可言。酒酣耳热之际，荒腔走板大放厥词，是他的一份快乐。别想纠正他，那是青石板上釘铁钉，徒留几个白印。所谓“狂来轻世界，醉里得真如”，骂几句五姓家奴之类，不过是给平淡无谓的生活，撒点儿椒盐而已。 我看了信稿，劝他别寄，他说已经寄了。我说“改变”无所谓好坏，要看朝什么方向改变。阮铭的改变，是从左向右改变。当年匈牙利的纳吉，曾经是讲俄语的 “莫斯科派”；南斯拉夫的热德拉斯，曾经是铁托的左右手；历史早已经证明，他们的改变没错。他回答说，你这是自相矛盾。以前为了反对“必然规律”论，强说历史无序。现在又拿这个无序的东西，来证明谁是谁非，糊涂了吧你？我不想争辩，一时语塞。他说他只是开点儿玩笑，让我别那么当真。我说我当不当真，没关系。阮铭性格火爆，受不受得了，才有关系。他说，你认识阮铭才几天？我比你了解他，我知道，不会有事儿。暑假里阮铭从台湾回美探亲，他来做客，两人谈笑如初，果然没事儿。 没想到阮铭会有，这么宽容大度的一面。 在一九八八年上海《新启蒙》笔会上，我曾见过阮铭一次。握了个手，没交谈。我编该刊第二期时，人在成都。他已在美国，寄来一篇稿子，题为《新权威主义就是赵紫阳主义》。知道不少内幕，言之有物，理论性也强。但没跳脱党文化的语义场，有派性斗争味儿。我告知收到稿子，感谢支持，委婉说了点儿意见，算是有了联系。没想到五年后海外再次相逢，他竟然不理我，见了没好脸色。下来才知道，他是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成员，和社长刘宾雁势不两立。我是刘的朋友，他因此爱屋及乌。这里面有很大的误会，他后来也发现了。发现后态度就正常了。这种看似荒谬的人际关系，放在海外民运派系林立的宏观背景中来看，也属正常。后来成了邻居，才知道他很好相处。有一次我对他粗暴失态，他也不生气，回答说，路遥知马力么，日久见人心么，说了两遍，语意恳切。 他和夫人阮若瑛没有孩子，待那些“天安门的孩子”如同己出。学社里的几个年轻人，都喜欢往他家跑。他们搬家后把阳光室做成客房，以备孩子们过来看望。和阮铭孤儿院出身不同，若瑛祖上是河北巨富，父亲留学日本归来，率全家参加革命，捐献出全部家产。“四九年”后，父亲做了呼和浩特市长。弟弟官至公安部长和海南省长。她在中宣部和中央党校工作，结俪阮铭，荣辱得失与共，相继流亡美国。她出来后，面对角色转型，毫无心理障碍。说工作无分贵贱，能自食其力就好。这不是一句空话。给人家做保姆，吃苦耐劳。从未以身份傲人，门第自诩。浑不似某些大家闺秀，干不了脏活重活。更不像某些“流亡菁英”，自以为国运所系。若无赞助、资源，就一股子悲壮之气。 年龄不饶人，逐渐地有些体力活干起来很吃力了。搬到杉谷湖后，她不再出去打工，但还是闲不下来。近邻苏绍智先生不会开车，要去超市、邮局、银行、医院，全靠她开车接送。苏到纽约开中国人权理事会，需先到一小时车程外的普林斯顿搭火车，去和来都得若瑛开车接送。苏老后来眼睛看不见了，仍关心国家大事，她还得把报刊杂志上的新闻，读给他听。小雨在邮局上班，小伤小病不断，她家里存得有各种跌打损伤膏药，小伤小病管用。有一阵小雨脚后跟痛得不敢沾地，她把自己的两个不锈钢后跟垫给小雨垫上，居然就不痛了。去台湾省亲的日子，家里的钥匙交给我们，让帮照顾那些室内植物。如何浇水施肥除虫，交代得一清二楚。我们因此，学到不少园艺知识。 但是助人为乐，有时也会不乐。他们关爱备至的“广场总指挥”柴某，嫁了个美国富人，久无音讯。突然打来电话，要她去照顾她的妹妹坐月子。若瑛建议她雇位月嫂。柴某说：“我给你钱！”她无言，挂了电话。“学生领袖”白某，原是家中常客，学社解散后，到纽约学电影，依旧常开车来，享受她的美食，一住几天。后来她到纽约看病，白却不耐烦帮忙。阮铭暑假回来，听到这些，说“太有趣了。要碰到这么有趣的事情，你还真得有点儿运气才行！”苦涩的幽默，透露出老夫老妻不能长相厮守的悲哀。他那次回台湾，我们陪若瑛送他，深夜里四个人走在纽沃克机场空荡荡的地下甬道里，他再次嘱我们照顾若瑛，说，“孤单呐！孤单呐！” 说着眼圈就红了。这“垂老别”的刹那，在我们的记忆中定格，历久常存。外界依旧有些，他旧日绯闻的议论。习惯了人间的隔膜，我听之，已无感。 2003年，我得到一个到内华达大学做访问学者的机会，须搬到拉斯维加斯居住。临上车时，若瑛拿了一束鲜花，来给我们送行。在我们那栋准备卖掉的乡村老屋前面，照了一张三个人的合影。在那个天涯海角，她是唯一给我们送别的人。这张照片，我们特别珍惜。继我们之后，苏绍智也走了，回中国去了。后来台湾政局剧变，阮铭回美，才得两相扶持。年纪大了，困难很多。有什么事，没人帮忙不行。不得已搬到普林斯顿附近的公寓居住。学社已不存在，但原先照顾学社成员的一位余英时的前博士生还住在那一带，可继续照顾他们。若瑛来电说，那人年轻力壮，很能干也很热心，有事随叫随到，请放心。 最后一次见面，是在拉斯维加斯。他们和国内来的孙长江夫妇一同来访。赌场吃饭，公园看山，匆忙热闹，无复叙旧话新。后来收到两本阮铭的回忆录，台湾版《寻找自由》上下册，匆匆溜了一遍。夹叙夹议，内容丰富多样。个人身世，红墙内幕，国事家事交织，跌宕起伏迂回，可读性很强。我生也晚，在五星红旗下长大，他说的许多事，我都不知道。读之很受教益。印象较深的，是他在海峡两岸不同制度中、两种体制内人物的所见所闻。说出了共产党伪造的历史，国民党伪造的历史，国共两党共同伪造的历史，以及三种历史叙事互不相同的荒謬。也说出了不少相反的努力，例如1946年初马歇尔、张群同周恩来会谈，达成和平合作协议，如何导致了相反结果，令人感慨不已。从宏观历史的角度来说，这些关键细节，这些具体姓名，都为自由主义普世价值的学术视角和政治诉求提供了一份，宝贵而稀有的证词。我读之，感佩有加。 一年后，收到此书的第三册，《漂泊——寻找自由美国篇》。我们虽同在美国，活动范围不同。他在精英圈子，人脉广布。我一介平民，又爱索居独处，孤陋寡闻。书中许多内容，除《中国学社》一章以外，全不知道。我不在中国学社，但社里有几个熟人，包括社长刘宾雁，大致情况略知一二，但和书中说的不同。如：中国学社编制十二个人，书中说是二十个人; 九三年我应邀去开会，就见到苏绍智，他说苏是最后才来，如此等等。不问谁是谁非，只觉得一篇专谈学社的文字，独不提社长的名字，处处以 “另一派” 三个字代之，这不好，一股子派系斗争的机心。派性这东西，在海外民运山头林立争权夺利的大背景之中，太平常了，容易被人们忽略。这份机心不仅白费，还会引起对前两册内容的疑虑，不免为先生遗憾。 “机心” 二字，不是只有贬义。在那个以庙堂为本位的千年古国，献赋不遇，持如椽之笔叩中南海大门而终不得一入者，多如过江之鲫。先生独能出入自如，已大不易。何况还三番五次杀出重围更换跑道，更何况还在新的跑道上履险如夷，没机心怎么可能？难得的是，他的机心后面，还有一份童心。不张扬，不经意，自然流露，更宝贵。 有童心不等于有感情，分别以来，各自忙碌，逐渐地断了联系。他频频接受中文媒体采访，很忙（听过的朋友们都说，他在美国的言论，和在台湾时的言论相比，反共的调子缓和了许多）。几年后，在Email上看到阮铭的几行字，内附一帧他和若瑛的合照，背景是公寓的客厅，若瑛坐着轮椅。才知道她先后患忧郁症和失智症，已经有些时候了。 “人是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感慨何止万端。 《人文中国》旨在遴选华语人文佳作，与世界其他文明平等探讨对话，志在成为欧美主流知识界了解中国人文思想深度的首选，并由此培育一个独立、纯粹、自治的高水准人文社群。期待您慷慨的指教和分享。希望您能够享受阅读《人文中国》的时光。 source:

一九九五年，我和小雨从纽约上州的鹿野苑，搬到新泽西南部的海洋郡杉谷湖，一个风景如画的蓝领社区。和当时在普林斯顿中国学社的阮铭，苏绍智，意外成了邻居。我和他们，在国内社会地位悬殊，素昧平生。出来后也处境...

04/07/2026

一张老照片揭开两岸父女半生乡愁

照片里的郑丽文，站在一群亲戚中间，显得格外扎眼。 用她自己的话说，是“比别人高了一头”。 那是云南普洱镇沅县老家堂屋前的空地，背景是熟悉的土墙黑瓦。 她身边站着、坐着的，都是几十年未曾谋面的叔伯姑婶。 人群簇拥着一位坐在藤椅上的老人，那是她的父亲郑清辉。 老人手里，还握着一台在那个年代显得十分稀罕的私人相机。 时间大概在2022年前后。 郑清辉老了，心里那团关于“老家”的火，却烧了一辈子。 1924年左右，他出生在云南普洱的这个彝族寨子里。 二十岁那年，抗战烽火正炽，他放下锄头，成了中国远征军的一名士兵。 那是1942年。 他所在的部队是第5军93师。 滇缅战场上，炮火连天，生死就是一瞬间的事。 仁安羌战役，他们和盟军一起打。 后来战局恶化，部队被迫撤退，走进了那片被称为“野人山”的缅北原始森林。 疟疾、蚂蟥、饥饿，还有神出鬼没的日军。 进去多少人，没人说得清；能活着走出来的，十不存一。 郑清辉是那不到十分之一的幸运儿。 因为作战勇敢，他后来还得到了一枚抗日荣誉勋章。 战争结束了，回家的路却断了。 1950年代初，像许多历史浪潮中的小人物一样，郑清辉没有回到普洱的山寨，而是随着部队，历经辗转，最终渡海到了台湾。 他成了人们口中的“老芋仔”（外省老兵），在台南的“精忠三村”安了家。 那是一个眷村，住满了和他一样，从大陆各地来的军人及其家属。 在台湾，日子慢慢安定下来。 通过当时鼓励的“外省军官与本省姑娘联姻”政策，他娶了一位云林县的本地姑娘。 两口子勤勤恳恳，经营着一个小家庭。 郑清辉心里那份关于云南的念想，被深深地埋了起来，只在夜深人静时，才会变成一声叹息，或者给渐渐懂事的儿女，讲讲野人山的故事，讲讲澜沧江边的风。 他家里一直挂着一幅孙中山先生的画像，这是他对自己“中国人”身份最固执的坚守。 快五十岁时，妻子生下了女儿，取名丽文。 老来得女，郑清辉把所有的温柔和期盼，都倾注在了这个女儿身上。 他教她认字，给她讲云南的山、普洱的茶，还有那段他从不主动详谈，却刻在骨子里的烽火岁月。 这些故事，像种子一样，撒在了郑丽文心里。 时光荏苒，小女孩长大了，读书、工作，走上了从政的道路，后来成为了中国国民党的主席。 而郑清辉，也从壮年走到了暮年。 乡音未改，鬓毛已衰。 普洱，从一个具体的地名，渐渐变成了他梦里一片模糊而温暖的底色。 回去看看，成了他心头越来越强烈的执念，一个怕来不及实现的夙愿。 终于，在郑丽文的安排和陪伴下，这个愿望实现了。 飞机降落在云南，汽车驶过蜿蜒的山路。 当脚踏上镇沅县那片实实在在的土地时，郑清辉浑浊的眼睛里，有了光。 寨子变了样，又好像没变。 空气里的味道，方言的腔调，还有那些依稀有着家族相似轮廓的面孔，都在告诉他：回家了。 那顿团圆饭，吃得热闹又郑重。 亲戚们从四面八方赶来，堂屋里摆开了好几张方桌。 鸡鸭鱼肉，都是家乡的做法。 按照老家的规矩，最尊贵的客人，或者最受重视的亲人，要坐在堂屋最里面、最靠墙的位置，那叫“上座”或“里座”。 郑丽文就被安排在了这样一个位置。 这不是客套，是家族对她这位从未在故乡生活过，却承载着父亲全部乡愁的女儿，最质朴的接纳和欢迎。 饭桌上，父亲话不多，只是看着，听着，偶尔用生疏了的彝语，和年长的堂兄弟磕磕绊绊地聊上几句。 郑丽文则显得大方得体，她笑着，应着，给长辈夹菜。 那一刻，她不仅是国民党的主席，更是一个替父亲圆梦的女儿。 饭后，亲戚们聚在院子里拍照。 这时候，郑清辉拿出了他那台相机。 这个细节，被当时在场的人记了下来。 在1970年代以前的台湾，照相机绝对是奢侈品。 普通人想留影，得郑重其事地去照相馆。 能拥有一台私人相机，要么是家境相当优渥，要么是记者之类的特殊职业。 郑清辉一个退役老兵（官至少校或中校），能带着相机回乡，说明那些年在台湾，他和家人过得还算殷实。 但更重要的是，这台相机意味着“主动记录”的权利。 他不必等别人来拍，不必去陌生的照相馆布景。 …...

照片里的郑丽文，站在一群亲戚中间，显得格外扎眼。 用她自己的话说，是“比别人高了一头”。 那是云南普洱镇沅县老家堂屋前的空地，背景是熟悉的土墙黑瓦。 她身边站着、坐着的，都是几十年未曾谋面的叔伯姑婶。 人.....

03/07/2026

再谈盐谷温与叶德辉

Yasuda Muneharu, a prominent Japanese scholar, is best known for his work "An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Literature," published in 1919. This groundbreaking book focused on Chinese drama and novels, emphasizing "popular literature." He studied under Ye Dehui in China, who significantly influenced his work, fostering a unique perspective on Chinese literary scholarship that broke from traditional norms.

Yasuda Muneharu, a prominent Japanese scholar, is best known for his work “An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Literature,” published in 1919. This groundbreaking book focused on Chinese drama a…

07/17/2025

Critical review on Joyce Carol Oates’ book of poe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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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5/2024

毛公鼎是中国古代著名的青铜器之一，经历了多次流转和收藏，最终在台北故宫展出。其铭文被许多学者研究，内容追溯历史，反映王室衰弱。尽管历史多次动荡，毛公鼎依然承载着两岸人们的共同情感和文化记忆。...

09/27/2024

作者：靳军（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副院长、教授） 科技的进步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也随之改变。当下，数字媒体已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智能电视机到智能手机，再到城市街头的各类LED显示屏等，都在不断地向人们传递着海量的信息。从事设计相关工作的二十多年来，我的研究主线逐步从传统平面设计转向与数字技术相关的艺术创作，这一过程中，我深切地感受到数字艺术的力量与魅力。 数字媒体的呈现方式多种多样，既可以通过各类显示屏幕的组合实现形状、尺寸的变化，又可将建筑的墙体、地面等平面作为图像载体建构新的视觉空间，还能够与不同的构件进行结合形成新媒体艺术装置。技术的更迭，促使数字艺术向着跨学科、跨领域的方向发展，融合多感官体验的数字媒体艺术已然成为当代艺术创作的一大趋势。 2015年，我在“艺术北京”十周年活动现场，带领团队以全国农业展览馆的建筑墙面为载体设计了大型数字投影影像作品，在探讨艺术与城市发展关系等话题的同时，探索了数字媒体艺术的全新表现形式。2018年，由我主持策划的国家大剧院“艺·在生活——沉浸式艺术设计展”借助数字技术，通过传统艺术作品与生活场景的融合，启发人们重新审视生活、感受生活、品味生活。数次创作实践让我意识到，空间结构的改变会为数字媒体艺术的呈现方式带来无限可能，也引发了我对于数字媒体艺术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诸多思考。 近年来，数字化沉浸式空间设计逐渐兴起，这无疑为传统艺术的活化提供了契机。将传统绘画形式转化为数字媒体艺术的首要思路，是以动态影像重构画作的面貌。我创作的《高山仰止与山水流长》《蟠桃青鸟的阴晴晨昏与数字他乡》等作品皆取材于古代经典绘画作品。在以数字技术构建的沉浸式空间里，天空、大地不再一成不变，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幻色调，反映昼夜的更替或四季的轮转；云雾、水流不再是静止的状态，而是呈现出随风而动的生动姿态；虫鱼鸟兽乃至人物，更是在动态的场景中肆意徜徉，点缀着充满生机与活力的艺术世界。此类作品的创作均是建立在对经典画作的深入理解之上，需要创作者以动态影像的形式在空间中塑造出较为真实的场景，并合理规划景物、人物、动物等的运动轨迹，巧妙设计“微叙事”的情景演绎，从而生动展现经典画作的画面内容与思想内涵。 除了直接还原古代绘画的整体氛围，对画中的重要元素进行提炼并再创作，亦是我近年来的艺术探索方向。数字沉浸影像作品《唐宋彩韵》提取了如《簪花仕女图》《虢国夫人游春图》《捣练图》等经典画作中的女性形象，以数字影像构建起全新的观看视角，力求清晰地展现古代女性的姿态、神情及服饰和妆容。当这些画中形象在金色、青色、红色等极具东方韵味的底色衬托下，以巨大的体量在展厅空间中动态呈现，带给观众的往往是前所未有的视觉震撼。 强调参与性与互动性，是当下数字媒体艺术创作的一大方向。艺术家们通过数字技术和互动装置让观众成为作品的一部分，从而赋予作品更加丰富的表现形式与审美维度。我的作品《描摹或共生：今日珍禽图》，其原型为五代西蜀画家黄筌所作《写生珍禽图》。观众可以通过交互屏幕在原画的基础上绘制禽鸟，当不同姿态、不同风格的鸟儿在空间中翩翩起舞，这件由我与观众共同创作的古今融合之作也就完成了。该作品力求通过增强人与环境、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帮助观众突破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壁垒，从而深入感受传统艺术之精妙。《孤鸣与回响：听琴闻心》的主题内容则源于宋代名作《听琴图》。在沉浸式的空间里，光色随时间的流逝产生微妙的冷暖变化，抚琴者独坐松下，古琴之音于林中萦绕。当观众坐于交互区域，画面中便会出现两位听琴者，由此触发新一篇章的影像，此刻，观众仿佛化作画中之人，身临其境体验古代文人的生活雅趣。 中国传统艺术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与审美价值。数字媒体艺术与传统艺术的结合，为现代人打开了深入了解传统艺术之美的崭新通道，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未来，期待更多艺术家投入到该领域的创作实践中，让传统艺术在数字技术的加持下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来源：《光明日报》（2023年08月13日 09版）

09/27/2024

The content is a detailed account of the Qian (钱) family's genealogy, including prominent figures such as Qian Mu (钱穆), Qian Zhongshu (钱锺书), Qian Xuesen (钱学森), Qian Sanqiang (钱三强), and Qian Xu (钱煦). It provides insight into their family lineage, professional achievements, and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showcasing their contributions in various fields.

09/27/2024

2018年圣诞节伦敦家中，全家福:右起傅聪、张小青、卓一龙、傅凌霄、傅凌云、朱慧明。（卓一龙供图/图） 这几天老天“眼”下雨没有停过，雨点飕飕敲打着玻璃窗滴答、答滴，令人心碎。天冷夜长的北欧，北风呼啸摇动着窗外的老松树，刚才，我站在窗前久久凝视着，耳边响起傅聪的长叹声，哎——！ 聊天时唉声叹气是傅聪一贯的情绪表达，他早已养成习惯，习以为常不自觉，他在人生的历程中，忧心的事、在乎的人、承载的包袱、内疚的心结、家庭的巨变、追求的完美，都太沉重、太庞大、太繁多、太劳累……但有幸的是他对音乐的“爱”以及对爱的毫无保留的谦卑和奉献，精神和理想上无止境的追索支撑了他的一生。 一 认识傅聪是一九六二年，到香港不久，朋友林枫是上海人，和傅聪在上海是旧识。当年傅聪经常在香港演出，离他最爱的祖国——家和亲人，一步之遥但有家归不得，他对祖国的一切都关心，从政治到普罗大众的民食民生都牵挂。林枫知道我刚离开内地不久，就约了傅聪一起在他家聚，傅聪完全是个性情中人，不拘小节、喜怒溢于言表、热情、透明、真挚、好辩、独一无二，叼着烟斗讲到兴奋处，他慷慨激昂、眉飞色舞，哇哩哇啦的响声，好像连房顶都可以掀起来。每次有机会相聚都无拘无束十分愉快，讲话投机就会投缘吧，至今算来有五十八年的缘分，不会在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他生命终止时缘尽。这几天听他的录音和看访谈视频，感到他的脑仍然永远在思想，心仍然永远在感受，那份赤诚、投入和对音乐的痴情，无以复加的美和精彩！ 上世纪七十年代在欧洲旅行，不超过二十六岁便可以享受长达两个月周游列国的优惠火车票。一九七一年夏天，离我二十六岁生日还有几个月，赶紧把握机会，由洛杉矶飞往巴黎，第一次踏上了欧洲大陆。在巴黎受到了赵无极的热忱接待，最佳导游带我参观了巴黎的各重要景点。一周之后第二站是伦敦，傅聪说家里有许多空着的客房邀我去住，他怕我人生路不熟，来机场接了我。 一周的近距离接触，我才了解到在伦敦家的傅聪和在外面巡回演出中的他，绝然判若两人，令我十分震惊。记得最清楚的场景是一踏进门，整个屋内昏暗阴气沉沉，因为家中的窗帘是拉上的，他的表情和语气也同样是阴气沉沉：“哎——我一个人的时候怕阳光、怕亮，你如果不习惯，自己的那间房可以拉开窗帘，已经收拾好了。”然后递给我一串钥匙，要我出入自便，厨房自理，不必理会他的作息时间，他要保证每天练钢琴八至十小时，其他都没有心思。伦敦的景点他都没有去过，所以也无法给我当导游，又一声叹息：“哎——！”看他一脸的苦笑和愧疚的语气，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那时刚刚开始复“功”，在电影界七年没有练舞，一九七〇年到美国后认识到回到本行舞蹈，才是我自食其力的唯一出路。这个年纪想要复“功”没有任何捷径，唯每天独自苦练，无伴也无伴奏，干疼、干累、干熬，一年下来复“功”的成绩使自己恢复了自信，所以即使我在旅行的路上，也不敢有一丝一毫的松懈。于是打定主意，傅聪练琴时就当弹奏的音乐是在伴奏，在同一个屋檐下也是个伴，就不会感到复功的干苦。傅聪欣然同意我这个“馊”主意，当然我不可能练舞八小时，练舞之余伴着他的钢琴声烧上海家常菜，等他一天工作结束歇下来吃饭聊天喝茶（那时我完全不会喝酒）。傅聪离婚后的单身汉生活简单得出奇，罐头意大利肉酱、罐头汤、煮鸡蛋，其余他不会，现在每天有家乡的热菜热汤，有人做伴聊天，他阴气沉沉的脸好像慢慢地舒展起来。 傅聪最大的痛苦是一九六六年父母自杀双亡，巨大阴影始终纠结着他，他不开窗帘不透阳光,完全是在自责自罚作茧自缚，直至他辞世，始终无法走出梦魇、内疚,罪与罚撒下的天罗地网。 那次探访傅聪有两件事印象最深：其一，聊天时我们在谈人生价值观时，傅聪告诉我父亲傅雷的家训——修身指南：原则是第一先做人，第二艺术家，第三音乐家，第四才是钢琴家。傅聪说：“我认为这个位置次序排得很对，也是我为人行事的座右铭。”那时，影响了中国几代人的《傅雷家书》十年后才出版，当年亲耳听傅聪既理性又感性，双眼发亮地向我道来，这条真知灼见让我牢牢地记住了。如今，已经五十年过去了，我仍然在依循这个家训给予的指南，在前行的道路上要求自己。 其二，英国艺术评论家Jonathan Benthall是雕塑家蔡文颖的知音，文颖知道我要去伦敦，从纽约写信要Jonathan尽地主之谊，Jonathan知道我住在傅聪家，非常欣赏他的音乐，便建议邀请傅聪同往他家晚餐，意外的是傅聪欣然同意了。 猜想Jonathan大概拿出了看家本领，做了几道精致美味菜式，吃到最后一道甜点时，主人终于可以坐下来陪客人聊天了。彬彬有礼的主人跟傅聪一样对政治有兴趣，他们高谈阔论，我英文有限根本插不上嘴。主人小声细气而客人声大气粗，出乎意外的是，没谈多久，傅聪就按捺不住“光火”，猛地站起来调头就走，主人束手无策尴尬地站在饭桌边，我恨无地洞可钻，只好边跟着傅聪撤退，边连声向主人道歉。回到家中，傅聪边抽烟斗边批评：“西方上流社会其实最俗气，装模作样地空谈政治、高谈文化，谈得天花乱坠……”一会儿他又唉声叹气地自责起来。 料想不到的结果是尴尬事居然变成了喜事，不久Jonathan在一个社交场合见到傅聪前妻Zamira Menuhin，想她会是知音罢，于是把他耿耿于怀的不愉快，跟一位首次相见的人和盘托出，从那次起，他们开始约会进而步入婚姻。Jonathan对傅聪和Zamira的儿子傅凌霄视同己出，傅聪一直惭愧又内疚，后来跟我说：“老实告诉你，Jonathan是位绅士，作为父亲的我自叹不如！哎——我更不能跟我父亲相比，尤其在督促儿子学习中国文化和做人方面，他尽全力要把我培养成一个德艺俱备、人格卓越的艺术家，他的爱太伟大了。”停顿了一下，忽然又想起什么：“哎——说给你听良心话，其实做这样一个人的儿子太累、太痛苦、压力太大了，我没有什么童年……”“这也是我心中一直想问你的问题，看了《傅雷家书》我很感动，对你父亲也佩服得五体投地，可是，你作为儿子应该是会‘吃不消’吧？”我问。傅聪随着吐烟又吐了一口气：“哎——！” 二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至八十年代中期，是与傅聪接触最频繁的几年。 一九七九年，傅聪回国参加父母的平反昭雪大会和骨灰安放仪式。此后，傅聪开始在中国频频演出、教大师班；我也开始经常性回母校教学、演出。那段时间，北京又恢复了不少民间表演艺术的演出，我特别喜欢，拉他同往，这才发现傅聪艺术趣味很广，兴致勃勃地看演出，无论梆子、皮影、说书……他都看得起劲，眉开眼笑地说：“外国的哑剧差远啦，怎么能跟中国的戏曲比？”他欣赏那种原汁原味、大俗大雅的民间乡土气息。 一九八二年，在母校北京舞蹈学院为教学排练舞剧《负、复、缚》，邀请了当时还在中央音乐学院学习的谭盾作曲，结果有一次意外地收到与舞剧毫不相干的《钢琴八首》录音带，一种莫名的感动，使我马上产生了要用这音乐编舞的冲动。不久，我打电话给远在伦敦的傅聪报告，并将录音寄给他，傅聪听后喜出望外地告诉我：“嗨，你看中国还是有人才的！”谭盾说：“三个月后我居然收到了傅聪先生对一个学生的来信，信封里还有一盒他演奏我习作的卡式录音带……我心里的傅聪，一个温暖的好老师，一个伟大的音乐诗人，一个纯粹的艺术家和人。”八十年代中期傅聪在巡回演出时弹奏了《钢琴八首》，这首曲子我编了舞蹈《回》，太熟悉了，但听他演奏时又感到那么陌生，好像头一次听到，他对音乐的诠释独到，有重重的弦外之音。 一九八二年，我被邀请担任香港舞蹈团第一任艺术总监，在香港需要有个固定住处。父母在香港的房产中九龙美孚新邨正好有屋闲置，我就干脆请好友“小北京”（艺名方盈）把三房两厅改修成一房一厅，房子装修得就如其人：简约、低调、朴素、实用、舒适。记得入住后不久，傅聪来访，感到公寓有份安宁、“老适宜”。他抱怨自己整天在跑码头，机场——音乐厅——练琴，苦不堪言；我当然了解他的苦，自己也是机场——剧场——练舞。当时“江青舞蹈团”在纽约，所以与香港政府的合约是四次来回，一年只需要在香港工作六个月，时间由自己安排。于是我给了傅聪一套钥匙，告诉他只要我不在，任何时间他都可以来使用。傅聪马上拉着我租了架钢琴搬来我家客厅。美孚是普通老百姓住宅区，他毫不在乎，说这样最好接地气，自己在香港经常有活动，比起住旅馆惬意多了。 一九七九年傅聪、傅敏兄弟分离二十一年后重逢，因为父亲打成右派，傅聪出走，使傅敏受尽煎熬和打压。傅聪对弟弟的遭遇万般心痛，也怪罪自己，感到亏欠太多，希望能尽力弥补。傅敏是位好英文老师，于是傅聪邀请弟弟到英国住一段时间进修。在傅聪家里，傅敏看到了哥哥珍藏的父亲来信，于是开始细心、耐心地一封封整理，没有傅敏不懈的努力，相信我们不可能看到影响了中国好几代人的《傅雷家书》，楼适夷先生在序中说得最精准：“我们不是看到傅雷为儿子呕心沥血所留下的斑斑血痕吗?”《傅雷家书》从一九八一年第一次出版开始，到现在已经印了几千万册，傅聪曾经跟我说：“这完全是傅敏的苦劳和功劳，这方面自己太不像话，只晓得练琴，版税所得应当一概全归傅敏。” 记得一九八〇年我随丈夫比雷尔去伦敦开会，两兄弟到旅馆来看我们，才知道傅敏在伦敦已经住了相当长一段时间，而哥哥练钢琴永远是首要任务，所以伦敦的名胜古迹弟弟一个都没有去过，于是傅敏跟我们一起当了几天伦敦游客。一起玩时傅敏聊到了整理信件时的复杂心情，看了信才知道父亲对傅聪如此偏爱，他说没想到哥哥去国这么多年，现在比起爸爸来更极端、更固执、脾气更暴躁，父子两人的个性太像了，而那种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傅聪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二〇一三年十月二十七日，在上海浦东海港陵园福寿园，傅聪、傅敏兄弟两人合写悼文送父母骨灰入土，青白色的墓碑上镌刻着傅雷当年写给傅聪的信中的一句话：“赤子孤独了，会创造一个世界。”悼文由傅敏念：“爸爸妈妈，今天你们回来了。四十七年前，你们无可奈何地、悲壮地、痛苦地、无限悲愤地离开这个世界……你们一生的所作所为，你们那颗纯净的赤子之心，永远在激励着我们，一定要努力，要把产生这个悲剧的根源铲除掉！” 三 最后一次看见傅聪是二〇一六年，我为了写《说爱莲》赴伦敦收集材料两次，他跟戴爱莲先生在伦敦是打桥牌牌友，一九五三年参加东欧“世界青年联欢节”时就相识，激赏戴先生依心而行、率真的性格。我住在他家，才意识到傅聪练琴的时间更长了，至少每天练12个小时，早上七点听到琴声就知道他已经开始了，早餐后他带罐酸奶加一个水果上楼当午饭，要到开晚饭了，才会下楼来，有时还要叫几次他才会停止练习。他解释年纪大了，手指越来越不听使唤，越弹越觉得音乐中的学问无止境。他家里三层楼共有大小六架钢琴，弹累了就换架钢琴弹，这样就不会感到枯燥。太太卓一龙是位非常出色的钢琴演奏、教育家，在英国皇家音乐学院任教，很心疼傅聪每天这样勤学苦练，感到完全没有必要，因为开始学琴晚没有童子功，而如此折磨“惩罚”自己，傅聪我行我素当耳边风。卓一龙私下要我去劝解，我当然可以用舞者的经验跟他谈过度练习对身体的伤害和劳损，傅聪一听就猜到一定是卓一龙的主意，就会大发雷霆。我说：“你就是一枚炮仗，怎么一点就炸。” 那段时间晚饭之后傅聪都在客厅一角，批阅胡明媛研究傅雷的英文博士论文“Fou Lei：An Insistence on Truth”（傅雷：坚持真理）。我想这就是儿子傅聪的担待，他早已经不是《傅雷家书》中的男“孩”了，如父母天上有知，定会无比的骄傲和欣慰吧。 疫情期间想到有阵时间没有跟傅聪聊天了，十月三十日晚间打电话去问候一下，太太卓一龙接听，说傅聪已经早早休息了，我十分纳闷，因为晚饭之后一般他看网球，是令自己放松的时刻。卓一龙告诉了我傅聪近况，耳朵失聪，由于背部两次开刀后无法练琴很沮丧，最糟糕的是他开始对一切采取自暴自弃的态度，反应也开始迟钝起来；唯一使他开心的是二儿子凌云和媳妇Milly，给了他第一个孙子傅凌波，是傅聪给起的名字，那天孙子周岁生日，来祖父母家一起庆祝，傅聪心花怒放。那天卓一龙又自责她的中文不行跟傅聪交流有欠缺，希望我作为老朋友多劝解劝解他，不要如此悲观和抑郁。临挂电话前她加了一句：“明天傅聪跟你打视频电话时，你要做好精神准备。”听后我心里一沉。 第二天中午傅聪与我在视频中通话，他的头发依然如故，梳理得纹丝不乱，但人显憔悴，目光已经失去了往日的炯炯有神，互相用上海话问候后，我问：“你每天忙些什么？如何打发疫情期间的时间？” “我不能弹琴就不能思想，如同行尸走肉！”傅聪苦笑着说。 “不要胡说八道，你才八十六岁，年纪不大，我妈妈九十九了，脑子还很清楚，生活还能够自理……” 打断我：“你怎么那么清楚我的年纪？” “对我最容易啦，还记得你庆祝五十岁生日时在伦敦的演奏会请了我吗？那年我怀孕，我儿子汉宁的岁数加五十，不就是你的年龄了？” “哎呀——老了老了，我现在跟你通电话要用助听器，对音乐家来说，两个耳朵都听不见了，真可怕！” “记得你七十时，还说：‘我怎么觉得自己像十七呢？心理上真的不觉得自己老！’你应当永远保持这样的心态。我也老了，现在就是得设法自得其乐。你现在不需要练琴了，有的是时间可以找些以前想玩、想做，而没有时间去做的事做，活得轻松些嘛。” “不能弹琴我真的不知道该干吗！一早起来晃晃悠悠，脑子里一片空白过一天。很奇怪，一不弹琴连音乐都怕听……” 我倒抽一口冷气：“这怎么可能？我看你气色不好，每天再做气功，可以帮助你恢复……” 打断我讲话：“哎呀，我记不得练气功的程序了，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 “你练了气功近二十年，程序又不复杂，怎么可能忘了？那打太极呢？” “忘了，什么都不记得了，哎——” 听到他唉声叹气的声音，我就转了个话题。 “你有这么多丰富的人生经验，那么多故事，一定要写下来，至少录音录下来，没有人可以写你，太复杂了也说不清楚。这不是一个有意义的项目你可以慢慢做吗？” “哎呀——百年之后人家爱怎么说我，反正我也管不了了。相信百年以后，说我的事情一定有很多：莫名其妙的、乱七八糟的、毁誉不同的说法。反正这些都是身不由己、身后名利的事，哪能顾上这些？都无所谓了！”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想到了《傅雷家书》英文翻译出版的事，他一直很上心，问他情况，不料他回答：“哎——结果困难重重没有能够出版，但现在我认为已经过时了，哎——应当就算了吧。” 四 十二月十二日接到卓一龙电话，说自己三天前和傅聪同时因新冠肺炎入院，今天出院了，但傅聪大概要等到二十三日圣诞节前出院。我问了详细情况后告诉了儿子汉宁，他在一线急诊室当医生有经验，说听情况应当出院没有问题，要我不要急。我如实转告卓一龙要她心宽。 出院的时间一天天延后，我的心也一天比一天揪紧，二十八日上午与卓一龙通了两次电话，她说下课后下午就去看傅聪，然后会给我电话，结果当晚接到的是卓一龙证实傅聪去世的消息……悲痛震惊之余，我们认为：能想象傅聪愿意继续活在一个没有音乐的世界里吗？ 这几天经常跟卓一龙联系，使我感到释然的是她有音乐做伴疗伤。卓一龙告诉我，将于一月二十日火化，只通知近亲，选傅聪此生最喜爱的三首乐曲播放，伴送他驾鹤“东”去。四十五年前的一九七五年一月二十日是他们相识之日，选这个日子是永远的怀念。 傅聪热爱中国古诗词，那天我会默悼一首诗——送傅聪。 李白《送友人》 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 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 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 挥手自兹去，萧萧班马鸣。 傅聪一生都在追求完美，但他坚信世界上没有完美，完成完美唯有死亡。那么现在他完成了完美，可以安心长眠了。卓一龙和傅敏都认定唯有中国才是傅聪理想的长眠之地，他深厚的中国情怀，他血脉中流淌着跟他分不开的中国文化，故土难离，唯有回到他梦寝难忘的父母身旁才能长眠安息！ 2021年1月9日于瑞典 江青

09/27/2024

靳自重：资产阶级思想腐蚀了我日期：1952-4-2 作者：金陵大学农学院院长 靳自重 金陵大学农学院院长 靳自重我本出身贫苦家庭，但受的是资产阶级的教育，加上两次出国，因而变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型的、腐朽的知识分子，言之痛心！ （一）钻营出国。我自幼小读书，完全是为了“书中自有黄金屋”，为了将来能赚很多的钱。在中学读书，虽然是很艰苦，但看到大学毕业比中学毕业赚的钱多，所以一心一意地想进大学。大学毕业后，1933年被派到北京燕京大学作物改良试验场工作，从此我在生活方面开始追求美国的生活方式。我看到自己是土生土长的，不够神气，非镀金不能扬眉吐气，所以更进一步追逐留学的机会，好往上爬。1936年春伪山东省教育厅举行留学考试，我一方面报名办手续，钻门路，托人向伪教育厅介绍，一方面研究谁可能出题目，他的喜好如何，好在回答问题时，投其所好。我考取了，达到去欧洲留学的愿望。 我从欧洲回来，就在成都金大教书。那时候，更是追求美国生活方式，生活很铺张，时时玩桥牌，开跳舞会，因而造成入不敷出。最后就想到进一步去美国，这样可以名利双收，所以正当国内抗日战争达到高潮的时候，便不顾一切的准备携带全家赴美，一去不返。我就拿我发表的不切合实际的论文作为资本，写信到美国找工作，当哈佛大学及加洲大学回信要我去的时候，我喜出望外，到处宣扬，以为我有了光辉的前途。我就托人进行办护照，我托一个以前留法的同学、反动分子赵俊欣帮忙，办到我自己和家眷的护照，美帝国主义驻蒋家小朝廷的大使馆也允许签证。我就带着反动分子章之汶致高秉坊和杭立武的介绍信，到重庆去活动飞机票和外汇。 飞到印度以后，去孟买等船，当时乘船须先取得优先证，我又借同学张季高的关系托他的亲戚——当时反动派驻德里的领事薛某帮忙，也曾写信给曾在金大教书并参加调查白银的美帝国主义分子路易士帮助。这样我就得到了优先证，但同住在一个旅馆的很多妇孺，都等候半年以上，不能成行。当我们离开所住的旅馆的时候，我不以我这种丑恶的活动为耻，反以为荣。 此种丑恶的思想作风对于我的影响很大，毒害很深，我自从担任系行政开始，就靠在外面拉关系，为学生谋出路，搞研究费，并曾接受伪农林部的研究津贴来维持研究工作。解放以后，此种作风未改，当中央农业部、华东农林部首长过宁来校参观时，我时常想用请客来拉关系，并介绍与各系负责同志认识。我表面上说是为了农学院，事实上是为了自己。我这样作，一方面可以向同人同学夸耀和某某首长很熟，另一方面希望他们对我有个好印象，说我几句好话。我先以为我所追求的是名利，事实上求名是求利的一种手段，我素来以为自己是清高的、超政治的，而且痛恨反动政府，特别是战犯孔祥熙，但是为了个人的利益，我还是去投靠他们，我跑到伪财政部去找高秉坊，也去过特务机关的伪政治部，当我得到我所希望的利益时，我不再痛恨他们了，占据了我的心头的不再是痛恨而是感激。这种丑恶行为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想到美国去。从美国所得到的又是什么呢？是腐朽的资产阶级的思想和美国的生活方式。我素来标榜爱国，检查一下，我是不是爱国呢？当中国生死存亡千钧一发之际，当贵阳吃紧，重庆人心恐慌之时，我天天所忧虑的是怕重庆失守走不掉。当我坐上了飞机，凌空而上，我心中想：“这个国快要亡了，我很荣幸，因为我离开了这个将亡的国家。特别荣幸的是，在重庆失守以前离开了。”这种自私自利思想的高度发展，竟使我丧失民族气节，甘愿到外国去准备作亡国奴、作“白华”，言念及此悲痛万分。 我素来很自负，很骄傲，很自高自大；因为我读书大部分是靠自己刻苦奋斗，才有今日。我再详细检查，这只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还有很丑恶的事实，在中学时代，有许多同学比我聪明，在大学也有很多同学比我成绩好，为什么我有特别的机会往上爬呢？主要的原因是：我会钻营，有很多丑恶的事情，别人不肯作，而我去作了，非常可耻！ （二）享乐至上，唯利是图。我追求美国生活方式，是在北京作事的时候开始的。当我到了巴黎，看到了花花世界，曾经去过下流舞剧院和跳舞场。酒馆和咖啡店我也时常去。到了英国以后，虽没有去过下流地方，但由于参加教授们的鸡尾酒会和舞会，很羡慕那种生活方式。当我回国后，在成都时，也时时追求美国腐朽的生活方式，以会玩桥牌会跳舞为荣耀。我去美国，道经印度，在孟买等船，更是挥霍，时常大吃大喝，生活很腐化。 在美国的时候，生活也很铺张浪费。我旅行坐火车都是坐卧车，而且坐卧车上的单房间，表示阔气。上街时要坐汽车，看到比较朴素的中国留学生，还说他们寒酸。 我回国以后，住在平仓巷4号，单住一座花园洋房，得意洋洋。时常与美帝国主义分子来往，美国大使馆有一个女职员是和我同船来的，常开汽车来接我一同出去玩，有时候下了车找地方休息，很多同胞围起来看，我很得意。我的亲戚朋友有时候也坐汽车来看我，汽车停在门外，自己觉得很神气，这就表示我对那种腐朽生活是极端羡慕的。 正是因为生活腐朽，铺张浪费，所以一切唯利是图。在我从美国返国之前，本不打算回来的，并且曾向各方活动找工作，但后来与国内朋友商量还是决定回来，理由是：（1）当时在美国找薪金高的工作不容易，因为参加战时工作的人员都已回到岗位，但薪金少了，又不能维持腐朽的生活。（2）当时手中还有点积蓄，可以在返国后贴补生活。（3）当时返国国内学校可供给旅费，怕机会错过了，拿不到旅费。（4）当时想早日回国，可以抢较好的位置，回国晚了，好的位置都让别人抢去了。 我本答应去北京大学农学院的，后来因为北大只给我600美元作旅费，名义和薪金也都没有明确起来。那时反动分子章之汶正在美国，他答应给我1000元作旅费，教授名义当然没有问题，更考虑到从上海到南京比从上海到北京近，旅费用的少，这样一盘算，就决定回国，而且回到南京。所以，我回来并非为了母校，更不是为了祖国，完全是为了自私自利的目的。 为了返国仍然可以享受腐朽的生活，我更进一步设法赚钱，从美国回来的时候，打算订购汽车带回来，但买不到，所以就买了电冰箱、缝衣机、打字机、衣服、衣料，准备回来卖。回国后就托人兜生意，卖东西，而且都讲要美钞。这都是剥削人的行为，我得到美钞以后，就一天到晚盼着美钞涨价，毫不考虑由于货币贬值，广大劳动人民所受到的痛苦。 1948年夏我把冰箱卖掉了，得到美钞820元，1949年春会计处收购美钞，当时美钞价高，美汇价低，我便利用机会用美钞825元换了美汇1000元，这完全是暴利思想所驱使的。 这种享乐至上、唯利是图的进一步发展就是投机取巧、贪污腐化。一切只为个人利益打算，为了满足个人的利益，可以牺牲人民利益，以至于丧失民族立场。 （三）一切商品化。由于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的作祟，我把自己当作商品。我读书，由小学、中学而大学最后留学外国，完全是为了抬高身价，好待善价而沽。我作事的时候也很计较待遇，当我初从英国返国，到了成都的时候，听说新聘教员可以领几十元的旅费津贴，但是当我去要的时候，反动分子章之汶说：“很不巧，已经取消了。”我很感觉不愉快，很久我不和他讲话。 为了计较待遇，在成都和南京，我几次要想离开金大。到了解放以后我还想脱离金大到北京去工作，后来因为北京方面供给的房子不好，由于自私的观点，所以没有去。 我把知识也当作商品。我在高中临毕业之前，忧虑不能升学，便学了半年的英文打字，准备万一不能升学，可以到洋行里去替洋人服务。为了多赚钱，替帝国主义服务，丧失民族立场也在所不惜。 我出国本应该学农业化学，但到了外国以后，朋友劝我学细胞学。他们说细胞学是冷门，国内学这门的人比较少，物以稀为贵。所以我学细胞学完全是为了投机取巧，并未考虑到人民的需要。回国以后，我照样把一套不切实际的洋教条，出卖给学生。我还对学生夸说细胞学的重要，对于背洋教条好的学生我就特别喜欢他们，鼓励他们，这样可以招徕更多“识货”的主顾；对于成绩较差的同学，反不去照顾。 研究工作是为了写文章作为资本，对教学工作反而感觉是一种负担。研究的内容更是追求时髦，卖弄玄虚，脱离实际。1950年夏季有一位种籽公司的同志在镇江附近收购二九○五号小麦，由于环境的差异麦穗及种籽发育不同。因为有两种颜色的种籽，他不能分辨真伪，把标本寄给我，要我替他解决，当时我竟无法分辨。我自以为小麦专家，但自己系里改良的二九○五号小麦，都不能明确认识，真是惭愧万分。 我的浓厚的资产阶级思想使我轻视劳动人民，不能向劳动人民学习，所以有很多宝贵的劳动经验，我没有好好的学习研究，反而贩卖洋教条，对于人民毫无贡献。 我特别重视技术，忽视政治领导业务的重要性。我时常对学生和助教强调技术对于国家经济建设的重要性，告诉他们：只要有技术不愁无人光顾。农业系同人受我的影响最深，所以农艺系的助教对于工会的工作积极性不够。 我的本位主义也是很严重的，我担任系行政，有系本位主义，一切为了农艺系去争，争教授，争助教，争设备，在系里面我有个人本位主义。我主持的细胞研究室里的玻片及药品存的足够5年用的，但别人有急需时，我没有主动地让别人用。当我担任院行政的时候，我更有浓厚的院本位主义，如农艺试验场本属农艺系管，反动分子章之汶为了安置私人把它改归院长室直辖，我作农艺系主任的时候很表示不满意，但当我到了院长室以后，我不再表示反对了。这就表示我完全是从自私占有出发，把一切当作我的资本。1950年夏，为了农学院添聘教授，我曾经在校委会里争吵，严重地影响了团结。我希望多争教授，最好是有博士头衔的，好撑场面。更喜欢争设备，最好是“来路货”摆起好看，以广招徕，学生多了我又可以用学生作资本争教员、争设备，把学校完全当作学店。 我们的研究工作和教学方针本应该配合国家建设的需要，一切应该服从整个祖国的利益。但我凡事只从个人利益出发，把自己的知识，甚至于学校当作追求个人利益的资本，不积极为国家培养热爱祖国的干部，却为自己造就宗派。不团结群众一致为人民服务，却专门勾心斗角，排挤倾轧，使自己出头，对于革命事业的危害性是不堪设想的。 我深深地痛恨以往丑恶的行为，我如果不把尾巴割掉，就不配站在革命队伍里，我迫切地要求思想改造，恳切地希望同志们帮助我、教育我，对我提意见。最后，我万分地感谢毛主席和共产党给我这个改造的机会。 （此检讨载于1952年4月2日上海解放日报） 来源：华东学习委员会办公室编印 《华东高等学校思想改造运动情况· 华东高等学校情况汇编第二分册》（绝密资料）1954年1月。 靳自重（1907—1953），山东恩县（今武城）人。中国民主同盟盟员，著名的农学家、教育家。1932年毕业于金陵大学农艺系，1939年获英国剑桥大学硕士学位。从1939年起，先后担任金陵大学农艺系教授、系主任，哈佛大学研究员，金陵大学农学院教授、代理院长、院长，南京农学院教授、副院长，中国农学会理事。1949—1952年，靳自重任金陵大学农学院代理院长、院长。 靳自重毕生从事细胞遗传学和细胞学方面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从20世纪40代初起，对大麦属的细胞遗传学进行了深入研究，对野生大麦种的亲缘关系作了论述。撰有《烟草细胞学研究》、《野生大麦之细胞学》、《小麦的细胞学及其应用》、《四倍体黑麦》、《高粱细胞学》等，是我国最早从事细胞遗传学研究的学者之一。 靳自重 是 宋彬彬的公公 （ 丈夫的老爸 ）